在記憶到來之前

一個孩子出生時，大家首先看的是眼睛。

我們俯在搖籃上，湊得更近，尋找一種顏色。

會像他媽媽的嗎？

會像他爸爸的嗎？

然後一位醫生，或者一位護士，走過來說出那句誰都不想聽的話：顏色還不存在。一開始，幾乎人人都一樣。一種灰，一種褪了色的藍，一個還什麼都沒看見過的人的顏色。

因為事情就是這樣。

生命之初，目光是共同的。

它是空的。

要用好幾個月才能填滿。

虹膜工作得很慢。它放下一點棕，一點綠，一點黑。彷彿身體在等著弄明白自己將要看的是哪個世界，然後才決定用什麼樣的眼睛去看它。

我一直覺得，後來也沒有太大的不同。

我們一次次帶著那空空的目光出生。

又用餘下的時間去填滿它。

每一段經歷都留下一道痕跡。

每一份喜悅添一種色調。

每一份悲傷再添一種。

就這樣，不知不覺間，眼睛不再只是身體的一部分，而成了一座檔案館。

一份沉默的記憶。

然後有一刻，我們意識到一個簡單而殘酷的事實：我們往往要到再也看不到一個人的時候，才真正看見他。

正是那時，記憶把我們帶回去。

帶回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話。

帶回一通推遲了的電話。

帶回一次本可以去的探望。

帶回一個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擁抱。

不，我沒有瘋。

「讀者，請再耐心一點，跟上我的思路。」

有多少次，我們想起那些已經離去的人，想起那些我們本想對他們說、為他們做的事？

每個人都經歷過。

以後還會再經歷。

如果今天我能和一個已經不在的人說話，我會選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祖父母、我的姐姐、一位親密的朋友。

而我總會用同樣的方式開頭。

我會說：

「原諒我，沒有給你們應得的時間。

原諒我一直追著我的急事、我的目標、我日常的自私奔跑，卻沒有明白有一天我也會走上和你們一樣的路。」

然後，思緒走得更遠。

它穿越幾個世紀。

我想見見耶穌，不是為了問他問題，只是為了聽他說話。

我想見見伽利略、愛因斯坦、馬基維利、米開朗基羅、但丁、皮耶特雷爾奇納的畢奧神父、吉卜林、約翰·費茲傑羅·甘迺迪——還有樓下的蔬果店老闆，以及小酒館的老闆。

然後，幾乎像中了魔咒一樣，我想聽聽全世界所有的女人說話。

不分彼此。

因為她們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東西要講。

一個不同的視角。

一個不同的故事。

一個不同的真相。

可是，雙腳重新穩穩落回地面，我得出了一個在我看來很美的類比。

如果我們創造的一切，我們相信有價值的一切，可能給別人留下點什麼的一切，沒有及時與人分享，那麼同樣的事情總會發生。

總有一天會有人說：

「真可惜。我本想認識他。」

「真可惜。我本想聽聽他說話。」

「真可惜。我本想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但沒有被看見的東西，責任從來不只在創造它的人身上。

責任常常在那些沒有及時把它展示出來的人身上——在這一點上，女人一如既往是大師：她們懂得如何被看見。

責任也在那些決定什麼能被看見的人身上：網路。如果Google不給你曝光，就沒有人讀你——除非你付錢。

在那些不讓人們察覺眼前正在發生什麼的人身上。

因為記憶幾乎總是事後才到來。

而目光，在我們幸運的時候，會及時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