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到来之前

一个孩子出生时，大家首先看的是眼睛。

我们俯在摇篮上，凑得更近，寻找一种颜色。

会像他妈妈的吗？

会像他爸爸的吗？

然后一位医生，或者一位护士，走过来说出那句谁都不想听的话：颜色还不存在。一开始，几乎人人都一样。一种灰，一种褪了色的蓝，一个还什么都没看见过的人的颜色。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生命之初，目光是共同的。

它是空的。

要用好几个月才能填满。

虹膜工作得很慢。它放下一点棕，一点绿，一点黑。仿佛身体在等着弄明白自己将要看的是哪个世界，然后才决定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它。

我一直觉得，后来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一次次带着那空空的目光出生。

又用余下的时间去填满它。

每一段经历都留下一道痕迹。

每一份喜悦添一种色调。

每一份悲伤再添一种。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眼睛不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成了一座档案馆。

一份沉默的记忆。

然后有一刻，我们意识到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我们往往要到再也看不到一个人的时候，才真正看见他。

正是那时，记忆把我们带回去。

带回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

带回一通推迟了的电话。

带回一次本可以去的探望。

带回一个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拥抱。

不，我没有疯。

“读者，请再耐心一点，跟上我的思路。”

有多少次，我们想起那些已经离去的人，想起那些我们本想对他们说、为他们做的事？

每个人都经历过。

以后还会再经历。

如果今天我能和一个已经不在的人说话，我会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祖父母、我的姐姐、一位亲密的朋友。

而我总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头。

我会说：

“原谅我，没有给你们应得的时间。

原谅我一直追着我的急事、我的目标、我日常的自私奔跑，却没有明白有一天我也会走上和你们一样的路。”

然后，思绪走得更远。

它穿越几个世纪。

我想见见耶稣，不是为了问他问题，只是为了听他说话。

我想见见伽利略、爱因斯坦、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但丁、皮耶特雷尔奇纳的毕奥神父、吉卜林、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还有楼下的蔬果店老板，以及小酒馆的老板。

然后，几乎像中了魔咒一样，我想听听全世界所有的女人说话。

不分彼此。

因为她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东西要讲。

一个不同的视角。

一个不同的故事。

一个不同的真相。

可是，双脚重新稳稳落回地面，我得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很美的类比。

如果我们创造的一切，我们相信有价值的一切，可能给别人留下点什么的一切，没有及时与人分享，那么同样的事情总会发生。

总有一天会有人说：

“真可惜。我本想认识他。”

“真可惜。我本想听听他说话。”

“真可惜。我本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但没有被看见的东西，责任从来不只在创造它的人身上。

责任常常在那些没有及时把它展示出来的人身上——在这一点上，女人一如既往是大师：她们懂得如何被看见。

责任也在那些决定什么能被看见的人身上：网络。如果Google不给你曝光，就没有人读你——除非你付钱。

在那些不让人们察觉眼前正在发生什么的人身上。

因为记忆几乎总是事后才到来。

而目光，在我们幸运的时候，会及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