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LETTE 婚姻

婚姻

他走路的时候，尽管身为男人，你仍能看出他曾经当过陆军军官的那份优雅和仪态，也能看出他在寄宿学校受过的教育——那里奉行一条规矩：少说话，什么都听。

1962年10月，他27岁，看见她走进他工作的那家烟草店，立刻就被迷住了。

高挑，惹眼，一看就是南方人的模样，带着那种只有女人才懂得流露的狡黠眼神。可她只有16岁。她叫Giovanna，但家里人一直都叫她Gianna。

他马上向那位顾客打听她：她是谁，她的家庭，她从哪里来。他没怎么在意她的年龄。在那些年里，这种婚姻会得到三重祝福：家庭的，教会的，社会的。人们说这是为了把女儿安顿好，但实际上，被安顿好的只是儿子们。

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她的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受人尊敬的裁缝铺，雇着几个女裁缝，为那些要求高超手艺、也舍得出高价的名门望族做衣服。

Gianna还有一个姐姐，Francesca，比她大将近两岁。稳重而平和，这份品质她至今仍然保有。

情况摸清之后，我父亲请那位顾客把他介绍给那家人。他要我母亲做他的妻子。他要娶她。他要她。

就这样，1963年4月，他们结婚了。

每当他在岳母面前夸奖妻子的种种好处，她总是笑着说不是那样的，因为Gianna是个好演员，从来不征求谁的许可。她想要什么，就直接拿走。

我父亲不到三个月就明白了，他永远无法塑造这个姑娘，也无法把她捏成他想象中的样子。她只是一个想法清楚的女人，而且她很快也让他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

有一天，他扇了她一记耳光。在那个年代，这被认为是男人在家里的权利。

但她没有失态。

她走出家门，去了一家刀具店，买了一把剁肉刀和一把屠夫刀。

她回到家，看着我父亲，说：

“你要是再敢试一次，我就夜里过来杀了你。”

她的声音里没有戏剧性，也没有犹豫。只有确定。

确定她会这么做。

整整十五天，他睡在家里，锁在另一个房间里，直到确定危险已经过去才出来。

而那也成了唯一的一次先例。

他们搬到了科森扎，离雷焦卡拉布里亚300公里。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这段路要走将近六个小时，沿着省道，穿过一个个小镇里没完没了的车流。

两个眼神。

不到三分钟。

这就足以决定一个未来，在一份爱情之中：这份爱在肉身上持续了62年，却在他们所做的一切里、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永远长存。

科森扎——1963年

他们在Corso Italia大道租了一套房子，那是城市的中心地带，商店和公共交通都很方便。但蜜月结束之后，回到日常生活，是一个谁都不熟悉的阶段。

每个星期一，我父亲凌晨两点出门，为了早上八点赶到第一位顾客的店门外。他要开300公里，然后在这一周里，一天又一天，在离家越来越近的地方工作，直到星期五晚上才重新回到家。

与此同时，我母亲有幸认识了住在她家正对面的Nora Formisano，两人成了朋友。

Nora和她自己的母亲年纪相仿，对她来说就像一位母亲。

她出身于那不勒斯的一个贵族家庭，嫁给了内政部派驻在那一带的一位高级官员。她也有三个孩子，只比我母亲小一点点。

正是对她，我母亲在一天早上坦白说，她的月经奇怪地推迟了。她一向都很准时。

听她说自己搞不懂为什么总是想小便，Nora抱住她，说：

“我的女儿，你怀孕了。”

我父亲回到家时，她决定什么也不说。

她想看看他的反应，但她要等到复活节再告诉他。

她也真的这么做了。

她把复活节彩蛋递给他，说：

“我怀孕了。我们得搬到雷焦卡拉布里亚去。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里出生。我要我的家人在我身边。”

调动可没那么简单。

它需要公司出于工作原因批准，而且只能在批准之后才能办。

我父亲以为自己可以拖一拖时间。

可1963年12月，我母亲独自登上一辆大巴，去了她父母家，并在1964年1月11日生下了Teresa。

Teresa出生、消息在家族里传开之后，亲戚们过了好几个星期才来看她。

这伤了她作为女人的自尊，也让她对未来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和婆婆、小姑子的关系，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怒气留了下来，压在她的眼神后面。

与此同时，调动申请按部就班地走着流程，1964年5月，我父亲收到了他的第二份复活节礼物。

我母亲又怀上了一个孩子。

雷焦卡拉布里亚——1964年

1964年9月，公司的调令终于下来了，他们搬到了雷焦卡拉布里亚。

但她期待中和母亲之间那种田园诗般的关系从未出现。她的母亲专横霸道，从不把自己的权力和权威让给任何人。她的父亲是唯一宠她、纵容她的人，后来她所做的一切，都靠着他。

那是1965年2月21日。

足球场。

Reggina对Cosenza。

我父亲和我叔叔坐在看台上，这时播音员宣布，请一位名叫Vincenzo Frega的先生到入口处，有紧急消息。

他以为是开玩笑，坐着没动。

接着是第二次广播：

“Vincenzo，我们没法让比赛停下来，也没法让你妻子的分娩停下来。你介意回家一趟吗？你的儿子要出生了。”

所有人都笑了。

他很尴尬，假装自己不是那个人。

我带着父亲的祝福来到了这个世界。

“你想要个儿子，他来了。但这一个会是你一生的十字架。”

所有人马上都得到了消息，他们赶来时，仿佛东方三博士。

生儿子被看作是保证家族姓氏延续下去的大事，可从来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一个男人没有女人，就是不完整的。

接下来的62年，我都会用来解释这一点。

毕竟，十字架总比镰刀锤子好。

这就足以让我理解两千年前的那位同行，也知道上面的情形大概是什么样子。

雷焦卡拉布里亚——1965年

Gianna现在只有19岁。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为Gillette工作的丈夫，而且一点也不想当家庭主妇。

家里的规矩已经定下了。

工资和公司的所有福利都要经过她的手。

我父亲靠Gillette的差旅报销过日子，因为他总是在工作，从不闲坐着挠裤裆。

她开始关注外汇市场，因为我父亲每个月都在意大利赢得销售竞赛，米兰总部会寄来金币作为奖品。

后来，销售总监往家里送来了一整套卧室家具。

真正的山毛榉木。

一体式的床。

床垫。

枕头。

毯子和羽绒被。

夏天的床单和冬天的床单。

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设计风格，每次讲起这个故事，人们都听得目瞪口呆。

可她害怕。

她看不到稳定。

谁又能怪她呢？

星期五晚上，我父亲一进门，她就说：

“我有两个孩子。我要一辆新车。”

“可你没有驾照。你打算怎么开？”

“明天你就去给我买一辆新车。我要一辆Simca 1000。五门的。”

谁也拦不住她。

要是有人敢试，日子就会变成活地狱。

最好的办法是第二天去车行，开一张180万里拉的支票，买好保险，把钥匙交给她。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决定。

12天后，她拿到了驾照。

谁也没弄清楚她是怎么办到的。

与此同时，她母亲的裁缝铺所占用的房产，全都归她父亲所有。

他对这个最宠爱的女儿没有一点抵抗力。

只用了几分钟。

“爸，在妈的裁缝铺里给我腾个地方。六个月之内，我要开一家毛线和针线杂货店。”

父女俩达成了协议。

只挪动了几下，我外公就把他的妻子搬到了另一个独立的空间，给了女儿两间独立的店面。

她回到家，告诉我父亲她需要300万里拉。

还要他以想买房子为借口，去向他父母要这笔钱。

我父亲配合了。

钱到了。

店门上方的招牌也到了：

LANA BBB DI GENNY

但她还需要一张市政营业执照，而她没有。

到了1960年代末，官僚机构可算不上高效。

那是一条活在政治里、也穿行于政治之中的隧道。

那个星期一早上，她让我父亲请一天假，留在家里陪我们。

然后她出门了。

像风吹过沙漠。

你感觉得到它在动，却根本不知道它他妈的是从哪里来的。

她去了市政厅。

在那里，她碰上了一个办事员，她申请执照时，他几乎就要当面笑出来。

接下来，人们只看见她揪住他外套的翻领，把他从柜台窗口拖出来半个身子，五个人在拼命把她从他身上拉开。

就在这时，市长恰好路过。

他叫Pietro Battaglia。

他后来在意大利议会当了好几届议员。

他看了看这一幕，挽起我母亲的手臂，请她到他的办公室去。

十分钟后，她拿着一张XV表商业执照走了出来。

说明一下：这是在意大利开大型超市所需要的那种执照——最高级别，没有政治关系通常根本拿不到。

生意红火起来了。

推销员们在门外排起了队。

终于有一位同事对我父亲说：

“你知道吗，雷焦卡拉布里亚有个女店主，让每个推销员都吃尽了苦头。”

我父亲回答：

“是啊，我知道。好多人跟我说起过她。”

可他从来没说过她是他的妻子。

这家店有了自己的生命。

人们从城里的四面八方赶来，专门到这里买东西。

那个揪住男人的翻领、把他们往墙上撞的女人。

对方是公务员还是黑手党人物，都没什么区别。

她的名字在全城回响。

GILLETTE人的妻子。

控制

一天早上，一个卡车司机在城里的一条林荫大道上胡乱操作。

卡车挂住了我母亲的车门，把它扯了下来。

她按喇叭也没用。

司机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继续往前开，而那辆车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坏。

他终于停了下来，跳到街上大喊，说这些该死的女人根本不会开车。

他大声宣称，女人最好待在家里带孩子。

接着，他直盯着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我母亲，用黑手党的那一套冲她又是辱骂又是威胁。

后座上坐着我姐姐，4岁，还有我，3岁。

她叫我们别动。

说她马上就回来。

我们始终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那个黑手党最后跪在我母亲面前，亲吻她的手，请求她原谅。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店里的顾客多得出奇。

进门的人多到我父亲最后忍不住问她，加价是不是算对了，还是干脆把货白送了。

他在家里还没来得及坐下，她就说：

“明天去Fiat车行，给我买一辆白色的FIAT 124 Special，1400发动机，四门的。”

“可是Gianna，”我父亲回答，“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365万里拉。你现在付。等那辆修不好的Simca的保险金到了，我就还给你。”

这就够了。

不到十二个小时，崭新的车就停在了门外。

只有一句评论：

“人家告诉我，这种车在卡拉布里亚是用来抢劫的，因为它又快又灵活。你要它干什么？”

她认真地看着他，回答：

“你会知道的。”

每天早上他出门上班的时候，她总会问：

“你今天去哪儿？在哪儿吃午饭？”

他会回答说，他可能在120公里以外。

然后我们三个就会突然出现在那里。

他以为那是爱。

她只是在看管她的资产。

后来，为了不丢掉这个习惯，她试图把同一套控制体系搬到我身上。

我们俩谁也没赢过。

她没有。

我也没有。

她相信，控制要靠剥夺和挨打来实现。

第一种对我没什么用，因为我马上就把自己的需要转向了别的东西，这让她快要发疯。

第二种，我根本感觉不到。

我没有反应。

我没有哭。

我没有骂人。

我控制住了疼痛。

多年以后，同样的控制力会帮我渡过别的难关。

她一直相信我们是一样的。

但她从来不肯接受，我身上有一部分属于我的父亲。

而他靠事实赢了。

也靠沉默。

实地

星期五晚上，交完本周的销售数据之后，地区经理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陷入了思考：陛下——Gillette Italia的销售总监Raffaele Di Tullio——要和他一起在实地待三天，见面定在星期一上午7:30，在雷焦卡拉布里亚的Excelsior酒店。

这一周的行程包括城里各处的销售拜访，以及周边郊区的几次走访。那时已是七月中旬，大家都知道这一带能热成什么样，我母亲在他包里塞了第二件衬衫，告诉他午饭前最好梳洗一下，换件衣服。

他全副行头地赴约：一身无可挑剔的蓝色西装，浅蓝色衬衫，领带，还有对这位雇用了他的人应有的全部敬意。

那天热得要命，两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可是在拜访当中，每次谈话的重点都不是销售数字。话题围绕着他是否快乐，他对家庭生活感觉如何，他在公司里适应得怎么样。

第二天，我父亲回来参加第二天的实地拜访。不知是因为他没有看清形势，还是因为他太相信自己的数字，他犯了一个错误。他穿着同一套西装出现了，那套西装虽然干了，却仍留着前一天明显的汗渍。

Di Tullio看了他长长的一秒钟，什么也没说，然后请他到一家咖啡吧里坐下喝杯咖啡。

“Vincenzo，”他说，“Gillette卖的不是刀片。Gillette卖的是信任。一个男人每天早上肯把刀片放到自己的喉咙上，只因为他信任那个把刀片卖给他的人。而信任，从一件干净的衬衫开始。”

我父亲没有回答。他明白了。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告诉我母亲她说得对。又一次。

同样的错误他从没犯过第二次。

第三天，Di Tullio在Excelsior酒店门前和他握手，说：“你会走得很远。因为你肯听。”

那一课成了家规。

我母亲控制着一切看得见的东西。执照，商店，汽车，钱。

我父亲控制着一切看不见的东西。榜样，沉默，忍耐，还有那份尊严：即使已经连续两天流血流汗，也要无可挑剔地出现。

我花了60年才明白，这就是婚姻。

一个人为了拿到执照，揪住一个办事员的翻领。

另一个人在公共厕所里换衬衫，好让他的公司不因他而蒙羞。

GILLETTE婚姻

婚姻不是一个承诺。它是一片刀片。

你小心对待它，它就让你连续62年，每天早上都刮得干干净净。

你粗心对待它，它就割断你的喉咙。

我父亲和我母亲从来没有割伤过对方。

他们只是一天又一天地学会了，怎样一起握住这片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