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LETTE 曾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生在一道伤口里。

他十岁那年，他的母亲收到了两件沾满血迹的衣服。衣服属于她的兄弟——意大利陆军的一名军官，在俄罗斯战役中失踪。没有确定的消息。没有坟墓。没有签字。只有一场战争留下的债，它送回来的只是碎布和沉默。

那一天，母亲在哭，我的父亲学会了第一条规则：
生活从不打折。

他另外两个舅舅加入了宪兵，成了高级士官。纪律不是这个家的一种价值。它是他们呼吸的空气。

他从LAGONEGRO的慈幼会学校毕业，选择了预备役军官学员的道路。他的母亲害怕再有一个儿子被军旅生活夺走，两年后让他退了役。他二十二岁。已经是上尉。

已经走上一条前途光明的职业道路。

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形容：
“无声的成功。不需要宣传。”

他回到了LUNGRO。

他在COPANELLO当上了一家海滨浴场的经理。后来又在那不勒斯给一家保险公司当督察。他马上明白那不是他的世界：话太多，道德太少。

六个月后，他辞了职，回到Castrovillari，住在他姐姐家。

有一天，在一家咖啡吧里，他捡起一张油腻的纸片。上面登着《Corriere della Sera》的一则分类广告。招聘销售人员。公司的名字没有写。

他去应聘了。

一个职位，120名应聘者。

他排在第三。

前两名应聘者想谈更高的薪水。他们被淘汰了。

我的父亲接受了每月80,000里拉。

那是1962年1月。一名邮局职员大约挣15,000里拉。

两个月后，Gillette把他的薪水提到120,000里拉。又过一个月，提到150,000。

那不是施舍。

那是认可。

Gillette明白，它雇的不是一个推销员。

它投资的是一个人。

Frega课程

米兰决定，每个新员工都要在我父亲的辖区里待上一个星期。

大多数人撑不下来。

他们垮掉了。他们要求被送去机场，好签下辞呈。只有熬过头三天的人——头脑没有发昏，没有崩溃，没有失控——才能说：
“我从Frega课程里活着出来了。”

其中就有Piero Chiummo。

他来的时候是广告与促销负责人。然后他被Frega方法的冲击波击中了。

一次严厉的训斥。一条清楚的规则：
“如果你是来玩的，就回米兰去。顾客高于一切。是他们在付我们的工资。”

CHIUMMO后来当了Gillette Italia的总经理，一当就是二十五年。

他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但在我父亲面前，他学会了这一行的语法。

卡拉布里亚就是考验

我父亲的数字在总部回响：铺货、产品覆盖、Nielsen市场份额——在他的整个辖区达到百分之99.5。

公司的惯例很简单：
“如果Frega能在卡拉布里亚做到，在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做到，那你在哪里都能做到。”

他的拜访路线提前四个星期就排好了。

酒店。餐馆。咖啡吧。烟草店。每一站都标在图上。每一次约见都有记录。不即兴。不分心。

先在现场把问题解决。

再通知米兰。

一种完美的几何。

Gillette当时已经是一家全球公司，国际版图不断扩大，而1960年代初正是剃须刀市场商业压力巨大、创新频出的时期。但在卡拉布里亚，公司真正的竞争优势有一个名字：Frega。

“Day Outstanding”

后来，Gillette的信用控制人员来了，带着一句听起来很重要、几乎带着威胁的英文：
“Day Outstanding。”

在那一带，英语并不常见。对有些人来说，光是这句话就足以让他们焦虑。

它指的是客户支付发票平均需要的天数。

信用团队拿出分给每位销售人员的季度对账单，一起分析。他们本可以在米兰做这件事。但他们想亲眼看看卡拉布里亚。他们很好奇。他们有疑问。

这怎么可能？

卡拉布里亚，一个历来被认为贫穷的地区，工厂少，工业少，经济评级更低——它的付款可靠性怎么能和米兰相比？

我的父亲看向销售总监Di Tullio博士。

Di Tullio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们不知道吗？Frega是带着枪跑客户的。第一个不付钱的客户，就吃一颗子弹。”

三个人的脸色都白了。

他们收起报告、数字、文件——走了。

带枪的Gillette推销员的传说在客户中传开了。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问过他外套底下藏着什么。

但他身上没有武器。

他身上只有他的心——为了公司，也为了他的家。

而对他来说，这两者是同一件事。

周五晚上的考验

Gillette International开始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一天早上，事先没有任何通知，Gillette Europe的CEO DE WAKEFIELD先生来到米兰。他让DI TULLIO医生马上动身去卡拉布里亚。

他想见见那个让数字发了疯的人。

赌注很简单。

一个周五晚上8点，Frega不可能还在离家一百公里的地方工作。

Di Tullio担保他会在。

他们看到他正从路线上最后一家烟草店走出来。

他看上去并不吃惊。

他向他们问好，问他们要不要检查他做完的工作。

他们没敢。

那个英国人问，这是不是一次例外。

我的父亲回答得像一片刀片：
“这就是我平常的工作方式。如果你们不满意，我马上签辞呈。”

他们喝了一杯咖啡。

他们正要离开。

这时我的父亲拦住了他们。

“你们的咖啡得自己付钱。你们不是我的客人。签好的路线里不包括这一项。”

他们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们付了钱。

然后他们明白了。

一切都在那里：
一套荣誉准则。

一套道德准则。

一套法律准则。

一个唯一的定理。

建起Gillette的，就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那个系统。

这就是我的父亲。

GILLETTE曾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