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LETTE 婚姻

婚姻

他走路的時候，儘管身為男人，你仍能看出他曾經當過陸軍軍官的那份優雅和儀態，也能看出他在寄宿學校受過的教育——那裡奉行一條規矩：少說話，什麼都聽。

1962年10月，他27歲，看見她走進他工作的那家菸草店，立刻就被迷住了。

高挑，惹眼，一看就是南方人的模樣，帶著那種只有女人才懂得流露的狡黠眼神。可她只有16歲。她叫Giovanna，但家裡人一直都叫她Gianna。

他馬上向那位顧客打聽她：她是誰，她的家庭，她從哪裡來。他沒怎麼在意她的年齡。在那些年裡，這種婚姻會得到三重祝福：家庭的，教會的，社會的。人們說這是為了把女兒安頓好，但實際上，被安頓好的只是兒子們。

她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她的母親在鎮上開了一家受人尊敬的裁縫鋪，僱著幾個女裁縫，為那些要求高超手藝、也捨得出高價的名門望族做衣服。

Gianna還有一個姐姐，Francesca，比她大將近兩歲。穩重而平和，這份品質她至今仍然保有。

情況摸清之後，我父親請那位顧客把他介紹給那家人。他要我母親做他的妻子。他要娶她。他要她。

就這樣，1963年4月，他們結婚了。

每當他在岳母面前誇獎妻子的種種好處，她總是笑著說不是那樣的，因為Gianna是個好演員，從來不徵求誰的許可。她想要什麼，就直接拿走。

我父親不到三個月就明白了，他永遠無法塑造這個姑娘，也無法把她捏成他想像中的樣子。她只是一個想法清楚的女人，而且她很快也讓他清楚地明白了這一點。

有一天，他扇了她一記耳光。在那個年代，這被認為是男人在家裡的權利。

但她沒有失態。

她走出家門，去了一家刀具店，買了一把剁肉刀和一把屠夫刀。

她回到家，看著我父親，說：

「你要是再敢試一次，我就夜裡過來殺了你。」

她的聲音裡沒有戲劇性，也沒有猶豫。只有確定。

確定她會這麼做。

整整十五天，他睡在家裡，鎖在另一個房間裡，直到確定危險已經過去才出來。

而那也成了唯一的一次先例。

他們搬到了科森扎，離雷焦卡拉布里亞300公里。

那時還沒有高速公路，這段路要走將近六個小時，沿著省道，穿過一個個小鎮裡沒完沒了的車流。

兩個眼神。

不到三分鐘。

這就足以決定一個未來，在一份愛情之中：這份愛在肉身上持續了62年，卻在他們所做的一切裡、在我們這些孩子的心裡永遠長存。

科森扎——1963年

他們在Corso Italia大道租了一間房子，那是城市的中心地帶，商店和大眾運輸都很方便。但蜜月結束之後，回到日常生活，是一個誰都不熟悉的階段。

每個星期一，我父親凌晨兩點出門，為了早上八點趕到第一位顧客的店門外。他要開300公里，然後在這一週裡，一天又一天，在離家越來越近的地方工作，直到星期五晚上才重新回到家。

與此同時，我母親有幸認識了住在她家正對面的Nora Formisano，兩人成了朋友。

Nora和她自己的母親年紀相仿，對她來說就像一位母親。

她出身於拿坡里的一個貴族家庭，嫁給了內政部派駐在那一帶的一位高階官員。她也有三個孩子，只比我母親小一點點。

正是對她，我母親在一天早上坦白說，她的月經奇怪地推遲了。她一向都很準時。

聽她說自己搞不懂為什麼總是想小便，Nora抱住她，說：

「我的女兒，你懷孕了。」

我父親回到家時，她決定什麼也不說。

她想看看他的反應，但她要等到復活節再告訴他。

她也真的這麼做了。

她把復活節彩蛋遞給他，說：

「我懷孕了。我們得搬到雷焦卡拉布里亞去。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在這裡出生。我要我的家人在我身邊。」

調動可沒那麼簡單。

它需要公司出於工作原因批准，而且只能在批准之後才能辦。

我父親以為自己可以拖一拖時間。

可1963年12月，我母親獨自登上一輛客運，去了她父母家，並在1964年1月11日生下了Teresa。

Teresa出生、消息在家族裡傳開之後，親戚們過了好幾個星期才來看她。

這傷了她作為女人的自尊，也讓她對未來做出了一個決定。

她和婆婆、小姑子的關係，再也不會和從前一樣了。

怒氣留了下來，壓在她的眼神後面。

與此同時，調動申請按部就班地走著流程，1964年5月，我父親收到了他的第二份復活節禮物。

我母親又懷上了一個孩子。

雷焦卡拉布里亞——1964年

1964年9月，公司的調令終於下來了，他們搬到了雷焦卡拉布里亞。

但她期待中和母親之間那種田園詩般的關係從未出現。她的母親專橫霸道，從不把自己的權力和權威讓給任何人。她的父親是唯一寵她、縱容她的人，後來她所做的一切，都靠著他。

那是1965年2月21日。

足球場。

Reggina對Cosenza。

我父親和我叔叔坐在看臺上，這時播音員宣佈，請一位名叫Vincenzo Frega的先生到入口處，有緊急訊息。

他以為是開玩笑，坐著沒動。

接著是第二次廣播：

「Vincenzo，我們沒法讓比賽停下來，也沒法讓你妻子的分娩停下來。你介意回家一趟嗎？你的兒子要出生了。」

所有人都笑了。

他很尷尬，假裝自己不是那個人。

我帶著父親的祝福來到了這個世界。

「你想要個兒子，他來了。但這一個會是你一生的十字架。」

所有人馬上都得到了消息，他們趕來時，彷彿東方三博士。

生兒子被看作是保證家族姓氏延續下去的大事，可從來沒有人停下來想一想：一個男人沒有女人，就是不完整的。

接下來的62年，我都會用來解釋這一點。

畢竟，十字架總比鐮刀錘子好。

這就足以讓我理解兩千年前的那位同行，也知道上面的情形大概是什麼樣子。

雷焦卡拉布里亞——1965年

Gianna現在只有19歲。

她有兩個孩子，一個為Gillette工作的丈夫，而且一點也不想當家庭主婦。

家裡的規矩已經定下了。

工資和公司的所有福利都要經過她的手。

我父親靠Gillette的差旅報銷過日子，因為他總是在工作，從不閒坐著撓褲襠。

她開始關注外匯市場，因為我父親每個月都在義大利贏得銷售競賽，米蘭總部會寄來金幣作為獎品。

後來，銷售總監往家裡送來了一整套臥室家具。

真正的山毛櫸木。

一體式的床。

床墊。

枕頭。

毯子和羽絨被。

夏天的床單和冬天的床單。

一切都是獨一無二的設計風格，每次講起這個故事，人們都聽得目瞪口呆。

可她害怕。

她看不到穩定。

誰又能怪她呢？

星期五晚上，我父親一進門，她就說：

「我有兩個孩子。我要一輛新車。」

「可你沒有駕照。你打算怎麼開？」

「明天你就去給我買一輛新車。我要一輛Simca 1000。五門的。」

誰也攔不住她。

要是有人敢試，日子就會變成活地獄。

最好的辦法是第二天去車行，開一張180萬里拉的支票，買好保險，把鑰匙交給她。

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決定。

12天後，她拿到了駕照。

誰也沒弄清楚她是怎麼辦到的。

與此同時，她母親的裁縫鋪所佔用的房產，全都歸她父親所有。

他對這個最寵愛的女兒沒有一點抵抗力。

只用了幾分鐘。

「爸，在媽的裁縫鋪裡給我騰個地方。六個月之內，我要開一家毛線和針線雜貨店。」

父女倆達成了協議。

只挪動了幾下，我外公就把他的妻子搬到了另一個獨立的空間，給了女兒兩間獨立的店面。

她回到家，告訴我父親她需要300萬里拉。

還要他以想買房子為藉口，去向他父母要這筆錢。

我父親配合了。

錢到了。

店門上方的招牌也到了：

LANA BBB DI GENNY

但她還需要一張市政營業執照，而她沒有。

到了1960年代末，官僚機構可算不上高效。

那是一條活在政治裡、也穿行於政治之中的隧道。

那個星期一早上，她讓我父親請一天假，留在家裡陪我們。

然後她出門了。

像風吹過沙漠。

你感覺得到它在動，卻根本不知道它他媽的是從哪裡來的。

她去了市政廳。

在那裡，她碰上了一個辦事員，她申請執照時，他幾乎就要當面笑出來。

接下來，人們只看見她揪住他外套的翻領，把他從櫃檯窗口拖出來半個身子，五個人在拼命把她從他身上拉開。

就在這時，市長恰好路過。

他叫Pietro Battaglia。

他後來在義大利議會當了好幾屆議員。

他看了看這一幕，挽起我母親的手臂，請她到他的辦公室去。

十分鐘後，她拿著一張XV表商業執照走了出來。

說明一下：這是在義大利開大型量販店所需要的那種執照——最高等級，沒有政治關係通常根本拿不到。

生意紅火起來了。

推銷員們在門外排起了隊。

終於有一位同事對我父親說：

「你知道嗎，雷焦卡拉布里亞有個女店主，讓每個推銷員都吃盡了苦頭。」

我父親回答：

「是啊，我知道。好多人跟我說起過她。」

可他從來沒說過她是他的妻子。

這家店有了自己的生命。

人們從城裡的四面八方趕來，專門到這裡買東西。

那個揪住男人的翻領、把他們往牆上撞的女人。

對方是公務員還是黑手黨人物，都沒什麼區別。

她的名字在全城迴響。

GILLETTE人的妻子。

控制

一天早上，一個卡車司機在城裡的一條林蔭大道上胡亂操作。

卡車掛住了我母親的車門，把它扯了下來。

她按喇叭也沒用。

司機根本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繼續往前開，而那輛車受了相當嚴重的損壞。

他終於停了下來，跳到街上大喊，說這些該死的女人根本不會開車。

他大聲宣稱，女人最好待在家裡帶孩子。

接著，他直盯著坐在方向盤後面的我母親，用黑手黨的那一套衝她又是辱罵又是威脅。

後座上坐著我姐姐，4歲，還有我，3歲。

她叫我們別動。

說她馬上就回來。

我們始終不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們唯一知道的是，那個黑手黨最後跪在我母親面前，親吻她的手，請求她原諒。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店裡的顧客多得出奇。

進門的人多到我父親最後忍不住問她，加價是不是算對了，還是乾脆把貨白送了。

他在家裡還沒來得及坐下，她就說：

「明天去Fiat車行，給我買一輛白色的FIAT 124 Special，1400引擎，四門的。」

「可是Gianna，」我父親回答，「你知道它多少錢嗎？」

「365萬里拉。你現在付。等那輛修不好的Simca的保險金到了，我就還給你。」

這就夠了。

不到十二個小時，嶄新的車就停在了門外。

只有一句評論：

「人家告訴我，這種車在卡拉布里亞是用來搶劫的，因為它又快又靈活。你要它做什麼？」

她認真地看著他，回答：

「你會知道的。」

每天早上他出門上班的時候，她總會問：

「你今天去哪裡？在哪裡吃午餐？」

他會回答說，他可能在120公里以外。

然後我們三個就會突然出現在那裡。

他以為那是愛。

她只是在看管她的資產。

後來，為了不丟掉這個習慣，她試圖把同一套控制體系搬到我身上。

我們倆誰也沒贏過。

她沒有。

我也沒有。

她相信，控制要靠剝奪和打罵來實現。

第一種對我沒什麼用，因為我馬上就把自己的需要轉向了別的東西，這讓她快要發瘋。

第二種，我根本感覺不到。

我沒有反應。

我沒有哭。

我沒有罵人。

我控制住了疼痛。

多年以後，同樣的控制力會幫我渡過別的難關。

她一直相信我們是一樣的。

但她從來不肯接受，我身上有一部分屬於我的父親。

而他靠事實贏了。

也靠沉默。

實地

星期五晚上，交完本週的銷售數據之後，地區經理打來的一個電話讓他陷入了思考：陛下——Gillette Italia的銷售總監Raffaele Di Tullio——要和他一起在實地待三天，見面定在星期一上午7:30，在雷焦卡拉布里亞的Excelsior酒店。

這一週的行程包括城裡各處的銷售拜訪，以及周邊郊區的幾次走訪。那時已是七月中旬，大家都知道這一帶能熱成什麼樣，我母親在他包裡塞了第二件襯衫，告訴他午餐前最好梳洗一下，換件衣服。

他全副行頭地赴約：一身無可挑剔的藍色西裝，淺藍色襯衫，領帶，還有對這位僱用了他的人應有的全部敬意。

那天熱得要命，兩個人的衣服都被汗溼透了。可是在拜訪當中，每次談話的重點都不是銷售數字。話題圍繞著他是否快樂，他對家庭生活感覺如何，他在公司裡適應得怎麼樣。

第二天，我父親回來參加第二天的實地拜訪。不知是因為他沒有看清形勢，還是因為他太相信自己的數字，他犯了一個錯誤。他穿著同一套西裝出現了，那套西裝雖然乾了，卻仍留著前一天明顯的汗漬。

Di Tullio看了他長長的一秒鐘，什麼也沒說，然後請他到一家咖啡吧裡坐下喝杯咖啡。

「Vincenzo，」他說，「Gillette賣的不是刀片。Gillette賣的是信任。一個男人每天早上肯把刀片放到自己的喉嚨上，只因為他信任那個把刀片賣給他的人。而信任，從一件乾淨的襯衫開始。」

我父親沒有回答。他明白了。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告訴我母親她說得對。又一次。

同樣的錯誤他從沒犯過第二次。

第三天，Di Tullio在Excelsior酒店門前和他握手，說：「你會走得很遠。因為你肯聽。」

那一課成了家規。

我母親控制著一切看得見的東西。執照，商店，汽車，錢。

我父親控制著一切看不見的東西。榜樣，沉默，忍耐，還有那份尊嚴：即使已經連續兩天流血流汗，也要無可挑剔地出現。

我花了60年才明白，這就是婚姻。

一個人為了拿到執照，揪住一個辦事員的翻領。

另一個人在公共廁所裡換襯衫，好讓他的公司不因他而蒙羞。

GILLETTE婚姻

婚姻不是一個承諾。它是一片刀片。

你小心對待它，它就讓你連續62年，每天早上都刮得乾乾淨淨。

你粗心對待它，它就割斷你的喉嚨。

我父親和我母親從來沒有割傷過對方。

他們只是一天又一天地學會了，怎樣一起握住這片刀片。